孙守诚，山东省淄川县洪沟村（现属淄博市张店区）人。1910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曾任洪沟村党支部负责人、青岛钟渊纱厂党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常委，作为山东代表到上海参加了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

孙守诚家境贫寒，自幼辍学。15岁时，孙守诚有幸参加了共产党在鸿沟举办的工人夜校。他读书用功，富有革命热情，党组织便有意培养他，让他有机会阅读了一些马列著作，接受到党的启蒙教育。1926年秋，在张店铁路党支部成员邹光中的指导和帮助下，洪沟村成立了党支部，不久，便发展孙守诚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年轻的孙守诚担任了洪沟村党支部负责人。

1928年，为进一步加强城市工作，中共山东省委从各地农村选派党员进入城市。孙守诚被党组织派遣到青岛，做创建党的基层组织工作。10月，孙守诚向邻居借了一块大洋，匆匆赶往白色恐怖笼罩的青岛。11月，他考入青岛钟渊纱厂缫丝即摇纱房做工。当时的青岛，工人阶级深受资本主义和反动政府双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孙守诚暗暗下定决心，要组织广大群众起来抗争，使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在中共青岛市委的帮助指导下，他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物色工运积极分子，培养发展党员。1929年上半年，中共钟渊纱厂支部正式成立，孙守诚担任书记。

党支部成立后，孙守诚和高升、李志英等人在白色恐怖严重、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以结拜把兄弟的方式，加强同工人的联系，宣传革命道理，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多次组织集会，工人群众一呼百应。此后，他们又秘密串联工人，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要求。日本资本家不但不答应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反而利用黄色工会进行阻挠和破坏，工人们奋起斗争，工人纠察队员手持木棍冲到工厂南大门，日本人吓得不敢开门。斗争的胜利，进一步鼓舞了群众，工人们在思想上有了新的觉悟。

1929年7月，在中国工运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的“民国十八年青岛纺织工人大罢工”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爆发。当时，中共山东省委连遭破坏，青岛市的党组织损失也很大。在白色恐怖严重、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中共山东省临委和青岛市委仍积极组织、领导了这次纺织工人大罢工。在罢工中，共产党员表现出了不惜牺牲、忠于工人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尤其是钟渊纱厂党支部在孙守诚等的领导下，发挥了很大作用。

8月25日，孙守诚被选为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并参加了由省市厂三级党团组织合编的“日厂斗争行动委员会”。在罢工斗争中，钟渊纱厂党支部虽然只有3名党员，但积极贯彻落实青岛市委各项工作部署，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在孙守诚的具体组织下，全市广泛开展了罢工宣传活动，从9月1日到9月7日，仅一周时间，就散发了《告日厂工友书》《九·七示威口号》等传单2000余份，张贴小标语3000余张，给罢工工人极大鼓舞。

10月，六大纱厂罢工斗争进入关键时期，中共青岛市委却突遭破坏。4日，市委书记党维蓉、秘书孟介人等人被捕。由于组织不健全，党的工作一时受到影响，但是钟渊纱厂的工人始终团结在以孙守诚为书记的党支部的周围，顽强斗争。持续4个月的罢工，给日本资本家造成了极大损失，同时也给工人生活带来了暂时困难。为了解决工人的温饱问题，孙守诚到唯一的由中国人开办的、也是唯一没有发生罢工的纱厂——华新纱厂募捐。经过反复做思想工作，华新纱厂老板周志俊最终派人给钟渊工友送去4汽车粮食。

11月7日，孙守诚作为山东代表到上海参加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大会上，孙守诚汇报了青岛工人反日斗争情况。大会发出《援助青岛失业工人通电》，号召全国各工会及全体工友联合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通电给予斗争中的青岛工人阶级以极大的鼓舞。孙守诚参加大会返回青岛后，根据大会精神，在党的群众基础较好的缫丝房组织成立了赤色工会。工会把400人的缫丝房划分成若干个工会支部和小组，支部书记都用化名，组织领导工人秘密进行活动。

1929年11月11日，南京政府以处理工潮不力为由，将代理市长吴思豫换下，换上了6月就已委派的青岛特别市市长马福祥。23日，马福祥和日驻青总领事藤田荣介签署《日商九厂复工之办法》，办法第一条就是开除250名工人。11月25日，青岛市政府贴出布告，要求工人到厂上工。日本人喜出望外，立即向国民党政府表示：只要工人作业不再发生障碍，“市政府市党部对于工人为党义之宣传训练，会社方面不吝予以协助”。厂主们还欣然接受了以所谓“劳资合作”为主旨的《工会法》，允许工人依照《工会法》组织工会。

马福祥深知复工条件不能使工人心服，他又派市政府参事孙绳武出面，“劝导”工人复工。一天晚上，孙绳武在钟渊纱厂的楼上召集沧口的工人代表开会，有200多人参加。孙守诚愤怒地说：“现在日本资本家拿我们中国人不当人，压迫我们，剥削我们，我们为了争取做人的权利，要求改善待遇才起来罢工。现在日本人还没有答复我们提出的条件，能糊里糊涂复工吗？条件不答复，我们绝不复工！”大家都赞同孙守诚的意见。

11月27日，马福祥派出大批警察、保安队、海军陆战队，强迫和监督工人复工。钟渊、富士、宝来三厂工人拒不复工，其余各厂也到者寥寥。马福祥又动用武力胁迫集合4000余工人在观海楼前集会。孙守诚冒着生命危险，义正词严地驳斥马福祥牺牲工人利益的做法，明确复工的四个条件，提出“不准开除工人”“照发停工期间的工资”等项要求。孙守诚的话，得到了大家的同声响应，会场一片骚乱。其后，马福祥亲自出马，大谈《工会法》和“劳资合作”的好处。孙守诚毫不畏惧，再次站出来责问：“国民党政府不是也提出要改良工人待遇，实行三八制度吗？我们工人就是为此而罢工。日本人答复的条件，能叫工人满意吗？政府说关心工人生活，不成了高调了吗？”马福祥被问得瞠目结舌，尴尬下场。警察企图冲过来抓捕孙守诚，工人们奋力阻挡，孙守诚安全脱险。

12月，在国民党当局和日商资本家的双重压迫下，各厂工人被迫复工。但是，工人忍痛复工后，对马福祥出卖工人利益的行为仍然愤愤不平，继续与资本家抗争，各厂纠纷仍然不断。日商资本家拼命拉拢工人代表，分化瓦解工人队伍。日本人还企图利诱、拉拢孙守诚，提升他当把头。孙守诚严词拒绝，揭穿了敌人的阴谋，坚决维护工人利益。

当时缫丝房的许多学徒工在徒工期满后，拿不到应得的工资。孙守诚领着工人找日人交涉，日人理屈词穷，不得不实发工钱。在孙守诚的组织领导下，工人的利益得到了保障。根据党的指示，孙守诚又在工人中组织了赤色工会，每5人组成一个工会支部，每个支部选举一名支部书记，并规定了开会时间。在不断地斗争中，孙守诚认识到，对反动派只凭说理是不行的。他根据市委部署，在秘密扩大赤色工会的同时，与赵俊生、赵玉生等工运骨干秘密集资购买枪支，加强工人的武装力量。

日厂主见收买不成，便向国民党当局诬告孙守诚图谋暴动，进行陷害。日本资本家勾结国民党当局，极力逮捕工运骨干。1930年1月12日，孙守诚和其他6名积极分子被当局以“图谋组织暴动”为由逮捕，于次日深夜秘密押往济南。在济南关押、审判期间，孙守诚与敌人进行了不屈的斗争。最后竟被以“加入红匪，图谋不轨，破坏三民主义”的罪名判处死刑。

1931年4月5日，孙守诚与邓恩铭、刘谦初等21名党员一起，被敌人枪杀于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年仅21岁。优秀的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孙守诚，用他短暂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革命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