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铨于1904年出生于济南市奎文街，家境贫寒，读完小学后考入了济南师范讲习所。

1923年，他应招进了大康纱厂，学徒期满后任粗纱工师。在这里，日本资本家把招募来的中国工人当做奴隶对待。所以工人们的生活是相当苦的，吃糠咽菜的时候占大多数。

1924年，中共青岛党组织负责人邓恩铭到大康纱厂工人中开展工作，李敬铨最早起来随他参加活动。他按照党的指示，于1925年3月，秘密组织建立了大康纱厂职工会，一两个月内就发展会员800余人。从4月中下旬开始，一批工会骨干被开除出厂。当工会派代表进行交涉时，厂方竟无理扣押3名工会代表，严刑拷问。李敬铨等人决定举行全厂大罢工。

4月19日午夜12时，李敬铨等人果断地发布了罢工命令。全厂5000余名工人按照罢工委员会的命令举行罢工。后来，四方的内外棉和隆兴纱厂，沧口的钟渊、富士、宝来纱厂及铃木丝厂的工人也宣布罢工。至4月底，罢工人数近2万名，实现了总同盟罢工。

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的这场联合罢工斗争，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全国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帝爱国洪流，猛烈地冲击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在罢工斗争中，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当局联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二九”惨案，即青岛惨案。李敬铨也被捕入狱。第二天在上海又爆发了五卅惨案，时并称“青沪惨案”。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帝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汹涌向前推进。慑于全国舆论的压力和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军阀张宗昌不得不于7月1日将李敬铨等6名工人代表释放。

李敬铨被释放的当日，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秋天，李敬铨被组织派回原籍济南历城鸭旺口开展农民运动。后来，又被调回青岛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党又派他去鲁北指导农民运动。1927年下半年，为了加强淄川矿区的工作，中共山东省委派李敬铨去领导淄川矿区的工人运动，并协助淄川县党组织工作。1928年秋，李敬铨又奉调回济南任中央交通员，经常赴天津、北京、上海等地传递党的秘密文件。后来，他又协助省委当时的负责人丁君羊工作。

1928年11月，王复元、王用章相继叛变投敌，白色恐怖在全省进一步加剧。王用章原是李敬铨的入党介绍人，两人关系甚密。王用章拉李敬铨叛变。李敬铨在摆脱了王用章的纠缠后，立即寻找到党组织并向组织做了汇报，组织上马上采取应急措施，使一些同志脱离险境。

在恶劣的环境下，李敬铨离开济南去天津北方局工作。李敬铨在天津活动不久，又被北方局派回山东。为了恢复济南党的组织，1930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派李敬铨回济建立中共济南特支，并任书记。

1930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派李敬铨回济建立中共济南特支，并任书记。1931年元旦这天，李敬铨被叛徒王用章等人逮捕。李敬铨被捕后，表现十分坚定。他拒绝了王用章一伙的劝降和物质引诱，并同王用章等人卑鄙无耻的行径做了顽强斗争。反动当局判处李敬铨死刑，但他并不因此而颓丧。在放风的时候，他常带着沉重的脚镣给难友们表演打跟头，他还把坐牢作为努力学习革命理论的良机，向难友马馥塘借来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认真阅读。

1931年4月5日凌晨，反动派在济南将李敬铨、邓恩铭、刘谦初等22名同志杀害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卖李敬铨的叛徒王用章于1955年被政府逮捕，1956年6月病死在狱中。可耻的叛徒虽然逃脱了人民的审判和制裁，但终究逃不脱历史的审判，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84年4月，李敬铨烈士墓在他的故乡鸭旺口村落成。1987年七一前夕，中共济南市委作出在全市宣传、学习李敬铨革命斗争事迹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