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占一，字子贯，后改为魁甫。1906年10月21日出生于山东堂邑县（今聊城市东昌府区）小张庄村一个农民家庭。曾任中共东昌支部负责人、东昌县委委员、共青团山东省委秘书长、团省委书记等职。参与过著名的阳谷坡里暴动。

1923年秋，宋占一考入聊城的山东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他非常珍惜学习机会，发奋学习，各门功课都取得优异成绩，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在进步师生的影响下，宋占一广泛涉猎五四时期的进步刊物《新青年》《新潮》《中国青年》《创造月刊》等，逐步接受了五四运动以来科学、民主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为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

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聊城，引起了广大群众尤其是爱国师生的极大愤慨。省立三师的爱国师生率先作出反应，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发表演说，谴责帝国主义的罪行，声援上海工人。宋占一站在斗争的前列，与同学组织起“爱国十人团”，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活动。

1927年春开学，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省立三师学生张廷焕、李成连（李建华）、刘维鲁回校后秘密开展党、团活动。首先发展宋占一加入党组织。随后，又陆续发展党团员30余人。在春夏之交的一个夜晚，全体党团员召开大会，决定成立党支部。与会者一致推举张廷焕、李成连、宋占一为支部负责人。当时，党支部没有名称，之后定名为东昌支部，隶属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领导。

八七会议后，曾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共产党员聂子政、赵以政等，回到鲁西一带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宋占一积极协助他们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把省立三师作为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斗争的主要阵地，不断充实党、团组织。宋占一还在家乡小张庄、关帝庙一带，动员亲友及青年农民加入党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并积极筹建党支部。

1927年10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在赵以政家，共青团山东省委秘书长张干民宣布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正式建立中共东昌县委（又称鲁西县委）的决定，张干民任县委书记，赵以政任组织委员。东昌县委领导聊城、阳谷、博平、莘县、东阿、清平、临清、濮县、朝城等地的革命活动。年底，宋占一被补选为县委委员。

在东昌县委的领导下，聊城、阳谷、博平等地党组织有了进一步发展，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也相继建立起来。1928年1月10日，山东省委发出《关于发动农民斗争问题》第14号通告，并制定了以聊城、博平、阳谷、堂邑、茌平等5县为暴动中心区域的工作计划。东昌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在坡里发动农民暴动。

暴动前夕，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丁君羊和县委委员聂子政等，都曾在宋占一家商谈策划农民暴动事宜。宋占一说：“我是个喝了共产党迷魂汤的人，什么都不怕。”他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鼓舞了许多人。1928年1月14日，阳谷坡里暴动开始。宋占一带领张庄、关帝庙村的农民党员自带武器赶往坡里参加暴动。暴动队伍一举占领了勾结地主豪绅压迫剥削群众的坡里天主教堂，成立了东临地区革命委员会，宋占一担任暴动武装的宣传科负责人，起草了东临地区工农革命委员会文告，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血腥屠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等口号。暴动队伍占领教堂后，立即召开附近80个村庄贫雇农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宋占一向群众讲话，一面痛斥山东奉系军阀张宗昌黑暗统治，一面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强权政策，激发受奴役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斗争的革命热情。

坡里暴动震撼了山东的反动统治者，在敌人的前后夹击之下，暴动队伍被迫解散，暴动最终失败。暴动失败后，反动官府在阳谷大肆捕捉“赤化党”和所谓坡里“教匪”。王寅生被捕后壮烈牺牲，部分共产党员遭到通缉。党组织认为阳谷县活动已无条件，决定凡是参加坡里暴动的党员各自离开原地，隐蔽起来，保存骨干力量。为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宋占一回聊城舅父（张镇西）家暂住。他的舅父出于爱怜之心，对宋占一进行劝慰、开导，要他多加珍重。宋占一乐观地对舅父说：“失败乃成功之母，不经一失，不长一智，正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为了国事，为了争脱黑暗，我永远不打退堂鼓，永远要吹冲锋号。” 3月，宋占一化装成商人到达济南。省委先让他在山东省委宣传部工作，之后，任共青团山东省委秘书长。

1928年，蒋介石等新军阀组织的北伐军进占济南时，日本侵略者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干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五三惨案”。此时，宋占一仍坚持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济南，从事地下革命斗争活动。为免除家人的惦念，在七八月间，他给舅父寄去一封信，信中说：“我是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我将为这番理想事业而奋斗终生。我这样说，这样做，我想并不辜负舅父对我教育的一片苦心。一切自会善自处理，不要挂念。”

1929年3月，叛徒王复元指使叛徒张玉弟逮捕了《济南日报》记者韩天华，并从他口中得知团员李天钧每星期三与团省委书记刘一梦接头。敌人即把李天钧逮捕。李天钧被捕后叛变，带领敌人到接头地点进行围捕。当日正值已决定调上海工作的刘一梦向新任团省委书记宋占一交接工作。宋占一到达接头地点后立即被捕，被关押在济南普利门外山东省第一监狱。

被捕后，为了改善政治犯的待遇，宋占一积极参加邓恩铭等组织发起的狱中绝食斗争。他们把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在狱中与敌人展开斗争，成立了狱中党组织，并先后组织狱友进行了几次绝食斗争，不仅取得了改善伙食、允许读书看报、不带脚镣等待遇，还使狱中难友团结到狱中党组织周围。

宋占一还积极参加了越狱斗争。他们利用争取来的可读书看报的机会，从报纸了解到：《中日济案协定》在南京正式签字，在山东境内的日军自签字之日起，在两个月内完全撤出。邓恩铭与难友们分析推断，日军将从济南撤出，国民党蒋介石反动势力将控制山东，这意味着他们对山东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大屠杀、大迫害即将来临。为此，邓恩铭提出，在日军撤出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势力将接管济南的混乱之际，做好准备，寻找时机，发动越狱斗争。

正当狱室党员准备越狱时，越狱计划不慎被一不坚定分子得知，为免泄密，被迫仓促举事，因经验与准备不足，除共产党员杨一辰逃出外，其余18人又先后被抓回看守所，遭到更加残忍的肉体和精神折磨。

7月，狱中党组织展开了第二次越狱斗争。经过短暂激烈搏斗，狱友们将监狱的铁门打开，冲出狱门后，按原计划迅速分路疏散。因提前行动，再加上省委刚刚遭到严重破坏，狱中党组织未能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无法得到接应。再加上长期被关押囚禁，大部分人身体孱弱。最终这次越狱的18名党员，除武胡景等6人成功越狱外，邓恩铭、宋占一等12人先后又被抓回监狱。

被抓回的宋占一受尽酷刑，但仍坚贞不屈。他和同志们互相关心，团结友爱，并热情帮助文化水平低的难友学习文化。在济南监狱中，宋占一曾作诗“富贵荣华非所愿，为求真理能实现；满腔热血扑群丑，我生我死复何憾。”诗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宋占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强信心。

1931年4月5日，在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宋占一等21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迎着敌人的枪口，昂然挺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从容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