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金，原姓陆，名不详，化名马恒德、马玉夫、马玉副，安徽省怀远县人。1908年出生，留苏学生。1930年6月任中共青岛市委秘书，后任副书记。同年10月1日代理中共青岛市委书记。

1930年，陈德金由党中央派到青岛做党的工作，化名马恒德。6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省委常委、军委书记汤汝贤兼任青岛市委书记，陈德金任市委秘书，兼做共青团的工作，不久任市委副书记。陈德金精力充沛，工作踏实，待人诚恳，作风正派。青岛市委重新组建后，他同市委其他领导一起，组织领导了青岛商民反对国民党当局新加印花税、捣毁货物统捐局的罢工斗争。7月下旬，又组织领导了青岛人力车工人罢工。虽然他是从列宁的家乡学成归国，却十分谦虚好学，不骄不躁，大家都叫他小马同志。陈少敏后来回忆中也曾提及：“我们当时与小马接头，小马很好”。

正当山东工人运动方兴未艾之际，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给山东党的工作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与严重损失。1930年8月14日，中共山东省委发出《关于赤色工会运动的通告》，要求各地在9月1日举行群众游街示威，全体党员和赤色群众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此时，青岛并不具备领导同盟罢工的条件。但在“左”倾错误指导下，青岛党组织认为号召同盟罢工是准备武装暴动的必经阶段，遂不顾客观条件决定进行斗争。青岛市委贯彻执行“左”倾错误决议，从而使青岛党的工作受到了重大损失。

《关于赤色工会运动的通告》发出的第二天，山东省委、青岛市委就组织了八一五(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日)纪念活动。在八一五纪念活动中，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未能发动起来，只组织党、团员和互济会员在工厂区散发了《党团宣言》《赤色工会宣言》和《青岛工人》等传单。接着，又于8月20日举行苏维埃运动日纪念活动。陈德金等青岛市委领导事先研究制定了八二〇活动日行动计划。八二〇活动日的组织领导框架较为庞大，活动还实行公开路线，即在白色恐怖的枪口下，公开号召和组织群众参加示威游行。他们提出了联系政治和群众迫切需求的口号，包括：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反对资本进攻，反对开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等。

在八二〇纪念活动中，原计划上午9点半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由于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工厂和封锁路口，届时只到了13名党、团员和互济会员，未能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中午，在大英烟草公司门前，党组织乘工人放工时燃放鞭炮，散发传单，挂起“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红旗，举行飞行集会。市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互济会负责人陈少敏等向工人散发传单后，在工人的支持与保护下，面对前来的警察，先后发表演说，做了热情地鼓动宣传。由于工人上班，飞行集会只得草草结束，前后历时35分钟。另外，沧口、四方等处行动委员会也分别举行了飞行集会。这次集会，虽向工人群众宣传了革命道理，但也暴露了党、团和工会组织。飞行集会后，国民党当局连续4天在青岛进行大搜捕，公开露面的党员干部被叛徒、敌探跟踪。张子颖、曲学尧等18人先后被捕，省委书记任国桢等多人被通缉，省、市委工作受到重大损失。

八二〇活动之后，中共青岛市委元气未复，又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口号鼓舞下，计划新的行动。陈德金等市委领导计划配合全国形势，组织武装暴动。斗争策略还是公开号召群众，举行政治示威；方式还是进行飞行集会，散发传单；依旧广泛开展赤色工会运动。而此时国民党政权日渐稳定，共产党势力不断受到削弱，冒险主义的行动难有作为。市委的行动计划多数未能完成。

8月22日，陈德金与青岛革命互济会负责人张麓亭相约在青岛第三公园见面。张麓亭是学生出身，没有固定职业，化装为中学教员。但意外的是，当陈德金赶到公园时，看见张麓亭被反绑着双手，他毫不迟疑，立即绕道返回市委机关报告。张麓亭被捕后，禁不住拷打，叛变革命，给山东省委及青岛市委带来非常大的破坏。由于他对省委及青岛市委许多人都熟悉，因此带着警察特务到处搜捕指证共产党人。面对这样的险恶局面，9月，汤汝贤调烟台工作，任国桢、张若臣、陈德金等人仍然继续坚持在青岛工作。

汤汝贤调烟台工作后，中共青岛市委缺乏强有力领导的问题更加突出。10月1日下午，陈德金主持召开了青岛市委会议。张若臣代表省委到会宣布省委决定，暂由陈德金代理书记，新市委隶属于中共山东省委。会上，张若臣仍然强调了罢工斗争，还提出了建立工厂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开展职工工作、农民运动，建立红军队伍，建立苏维埃区域等工作设想。

当时，陈德金还主持编辑出版《青岛工人》和多种宣传品，在群众中广为散发，鼓动工人罢工，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给国民党青岛当局以极大震动。10月，以陈德金为代理书记的新市委刚一成立，立即将《青岛工人》改名为《青岛红旗》，作为市委机关报，并在国民党“双十节”前出版第一期。计划每5日一期。陈德金亲自参加《青岛红旗》的编辑工作，保证了《青岛红旗》的如期出版，到他被捕时，共出版了7期。10月10日，正当青岛的国民党当局“隆重”庆祝“双十节”之际，中共青岛市委组织党团员散发《赤色工会宣言》《反帝大同盟宣言》《青岛红旗》等宣传品3000余份，号召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府。国民党当局惊恐万分，更加穷凶极恶地对共产党人进行镇压。

10月18日，陈德金主持召开青岛市委常委会议，重点讨论研究了农村工作问题。会议决定，农村支部工作的重点是发动组织抗债团，成立农民协会、妇女部和人民自卫军。当日，山东省委再次给青岛市委发出指示信，认为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积极地在组织上、技术上准备武装暴动，是党的总的政治任务。青岛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改组派、反助消派，拥护苏维埃政权。在职工运动中，应特别注意吸收失业工人加入赤色工会，组织纠察队，加紧予以军事训练。

恰在此时，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人朱光清被日本监工折磨致死，厂方谎称朱光清是在打包车间被面纱压死，隐瞒事实，不许声张。青岛市公安局惧怕事态变大，贪赃枉法配合日本人隐瞒事实真相，引起广大工人的愤怒。获悉此事后，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便计划组织发动五厂同盟罢工。陈德金遵照省、市委决议，亲自深入该厂工人中发动工人罢工，反对日本资本家残害中国工人，不幸在四方公园召集会议时被叛徒张麓亭指认抓捕。

在得知陈德金被捕后，省、市委领导十分焦急，省委书记任国桢派人四处打听消息，并指示已打入敌人内部的徐子兴同志负责营救，但没有成功。陈德金被捕后，敌人妄想从他身上寻找线索，以便彻底摧毁青岛的党组织。但是，不管是敌人百般利诱，还是施以各种酷刑，陈德金丝毫没有被征服，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敌人无法从陈德金口中获得他的真实身份，只能根据叛徒的指证和其他蛛丝马迹来确定陈德金系“共党重要分子”，不久，便将他解往济南。1931年4月5日清晨，陈德金和邓恩铭、刘谦初、党维蓉等21名共产党员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